〔前记：今年是人民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回顾人民出版社建社六十年的历史，不能不想起十年浩劫期间，全国出版界，也包括人民出版社受到严重摧残的命运，也不能不想起周恩来总理为了挽救这濒临灭顶之灾的出版事业，排除种种阻难，力挽狂澜，终于使全国的出版工作走出低谷，起死回生。这一段历史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出版界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五界之一（其余四界是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首当其冲，横遭摧残。已出版的几乎所有图书，都被当作封、资、修毒草受到排斥和批判，有的甚至被销毁。全国大小图书馆都遭关闭，图书被封存，不得借阅，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无书可读。宣传、文化、教育等战线都被说成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专了政，文化部被称作死人统治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成了阎王殿，下属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黑窝子，要通统打倒砸烂。经林彪、“四人帮”一伙煽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越多越反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到处泛滥，造反浪潮席卷全国，造成了极大的祸害。

人民出版社当然很快受到冲击，社领导都成了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被一一揪斗打倒，社长王子野被强加了十大罪状，最大的罪名是破坏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其理由是王子野曾经压缩过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印数，实属罪大恶极，有意破坏。而实际情况是，当时《毛泽东选集》1—4卷因印数过大，造成积压，王子野向中宣部请示，提出将印数减少一些，以免浪费，得到中宣部的同意。因此，陆定一部长和周扬副部长也有这条致命的罪名。

社内一部分刚参加工作的“革命小将”夺了人民出版社的权，成了主宰。全社的所有干部不是被揪斗，就是靠边站。

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唯一工作就是大印特印毛主席著作，热火朝天，像发了疯一样。《毛泽东选集》1—4卷连续印了二亿四千一百多万部，是前17年总印数一千一百多万部的20倍还多。林彪作序的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印了十亿多册（全国各地都是用人民出版社的纸型翻印的），供张贴用的毛泽东单张语录、诗词共印了二十一亿多张，毛泽东像则印了四十一亿八千多万张。这还不包括许多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根本无法统计的毛主席著作、语录、汇编等等在内，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可以说是我国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只有“文革”才能产生的怪胎，才会有这种荒唐透顶的现实！

中央文革小组还于1967年5月11日在北京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用它来执掌全国的出版大权。当时文化部出版局已经瘫痪，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任务当时中央领导部门作了这样的规定：“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旧文化部出版局及所属单位归中央文革宣传组（按：当时中央文革宣传组相当于中央宣传部）管理的决定，为了使原出版局一些急需办理的业务、行政工作照常进行，暂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领导职权。”人民出版社的那位造反派头头被任命为该办公室的主任，他自己吹嘘说是当上了部长级干部。

1967年全国图书总共只出版了两千多种，除了充斥于世的毛主席的各类图书以及许多所谓“两报一刊”社论的小册子以外，没有一本像样的书。全国期刊也只剩下了27种。出版园地一片荒芜。

更为凶险可怕的是，1969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出版口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出版社要通统撤销，留下人民出版社一家，人民出版社也不要那么多人，有几十个人主要出版毛主席的书就行了。”这年的9、10月间，首都出版界，包括各出版单位的绝大多数编辑、出版、管理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都被驱赶到了远离京城的“五·七”干校，很多单位都是连锅端。人民出版社当时属文化部系统，文化部“五·七”干校位于湖北省咸宁一个叫向阳湖的荒滩周围。文化部系统这支下放的文化大军连同家属共有六千多人，包括文联作协、出版、文物、电影等部门，汇聚了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艺术家、文博专家、出版家等，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他们一般都经历了三年左右的强制劳动和斗、批、改生活，有的人因经不起折磨，就永远安息在那里了。各地的出版界人士也遭到了差不多同样的命运。

当时全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左”凶肆虐，道德沦丧，文化凋敝，教育衰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了严重威胁，对此，周恩来总理忧心如焚。

1970年8月下旬至9月初，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一伙自我大暴露，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称他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并提出“这几年要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这是针对林彪的。周总理抓住这个时机，决定先从整顿和恢复图书出版入手，挽救当前的危局。他于1970年9月17日第一次召见出版口的领导小组成员（多数是军代表），要他们制定一份出版计划，把图书出版业务恢复起来。1971年2月11日又第二次召见他们。在审阅了他们拟定的出版计划以后，总理很不满意，认为“太简单，不行！”“不能只出这几种”。经和他们谈话发现，出版界受破坏太严重，干部余悸未消、顾虑重重，依靠出版口的领导根本无法打开僵局，必须由国务院直接出面，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出版会议，以便排除各种干扰和阻碍，全面部署和安排出版工作，才能使濒临灭顶之灾的出版事业起死回生。为此，总理派了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同志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全国出版会议定名为“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于1971年3月15日正式召开。除首都出版界的代表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派了代表参加，共有200多人，很多人是从干校刚调回来的，还有不少是军代表。

这是在“文革”中期第一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召开的全国性的专业会议，这个领域一直是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之下的，因此这次会议不仅全国瞩目、意义重大，“四人帮”也会随时插手，阴谋破坏，必须处处谨慎小心。

会议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周总理要吴庆彤同志亲任会议领导小组组长，自始至终主持并掌握会议的进程。当时在国务院工作的王维澄同志担任会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还有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齐速同志和商务印书馆副总编汝晓钟同志，连我共四个人。

我那时刚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被派去参加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亲历了会议的全过程，并得以直接聆听周总理的多次讲话。

会议初期，在吴庆彤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起草小组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全国出版系统的真实情况，从而反复推敲，不断修改，拟订出一份《汇报提纲》，《提纲》详细说明了当前出版工作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现象，系统地列出了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各类问题，以便据此向周总理汇报，听取他的指示，作出全面部署。

4月12日，总理接见会议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成员及少数有关代表，一面听汇报，一面作指示、谈意见。从午夜1点一直进行到凌晨5点多钟，总理对出版工作作了全面细致的指示和部署。

我受命作为记录员，就坐在周总理身旁，能和总理如此近距离的接触长达四个多小时，又是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场景下，真使我感慨万千，终生难忘。

周总理着重谈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出版问题，谈了要积极组织出版各类图书，特别是历史、地理和青少年读物，谈了封存图书的处理开放和批判极左思潮，谈了有关出版队伍的建设，还谈了图书的封面设计、定价、稿酬、发行、印刷等许多问题。总理在谈话中有针对性地一再强调要用历史观点看问题，“不能否定历史，不能割断历史”，涉及了出版工作中一系列的政策性问题，使我们深受启发并耳目为之一新。

在总理的谈话中，我感到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关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次序、提法问题。因为“文革”以来，林彪一再鼓吹所谓“顶峰论”，以及“一句顶一万句”、“走捷径”、“立竿见影”等等，并强调要“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意思就是说，其他的书，包括马列著作在内，只占百分之一而已。于是出版毛主席著作成了天字第一号大事。不仅出版部门要全力以赴，其他一切部门也都得为它让路。在这种气势下，谁要是胆敢把马列著作放在毛主席著作的前面，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那将立即会被指认为“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遭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悲惨命运。

正是由于上述背景，会议文件起草小组在起草《汇报提纲》时，在提到马恩列斯著作的地方，很自然地把它放在毛主席著作的后面，而提到“毛泽东思想”时，则不敢同时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当向总理汇报到“要出好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时，总理马上纠正说：“马恩列斯著作要放在前面”，当时大家思想都为之一震，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当第二次又提到“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时，总理又说：“把马恩列斯著作写在前面”，这时我们才回过神来，感到十分振奋。接着汇报到“要突出毛泽东思想”和“要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地方，总理又立即指示：“要提全，前面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强调说：“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根，不能割断根嘛！”

周总理在会上还特别指示，要尽快重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两个1—4卷本，并陆续出齐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恩全集已出21卷，尚有29卷还未出版）。此事很快被列入全国出版计划。其他各类图书，包括一些工具书在内，都在出版计划中一一列入。

这次由国务院直接主持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自1971年3月15日开始一直进行到7月29日，共开了130多天，是当时所有会议中开得时间最长的一个，和比它晚开一个月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同时闭幕。周总理亲自接见会议代表共三次，4月12日是第一次，第二次是6月24日，第三次是在7月29日会议结束时和其他六个会议的代表一起接见。在最后这次会议上，总理首先对出版会议作了总结性发言，要求大家回去立即行动起来，要多出一些书。还责成各地的第一书记要抓一次出版工作。

周总理在三次接见谈话中，对出版工作当时碰到的各种问题，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和分析；会议文件——《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总理曾亲自修改，字斟句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但是在6月16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报告的会议上，周总理却又经历了一场和“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激烈争论。为了抵制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出版工作有一个好的局面，他列举事实，据理力争。《报告》最后形成了经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中央（1971）43号文件，于1971年8月13日下发到各地执行。

尽管文件最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把持下（他们握有文件的最后定稿权），和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文件（中央（1971）44号文件）一样被硬塞进了周总理并不同意的所谓“两个估计”，即一是出版界长期来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了政，二是出版界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或还没有得到很好改造。但无论如何，这次会议，这个文件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给出版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并使它从此走出低谷。

文件中贯穿的基本精神，应该说是周总理心血凝成的结晶。例如文件明确提出：“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要大量出版普及的读物，也要努力出版高级的作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要出版政治读物，也要出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历史、地理等图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吸收，有选择地出版；在反对崇洋复古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止盲目排外、一概否定和割断历史的倾向”等等。这些都是和当时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极左思潮针锋相对的。要知道那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林彪集团虽然行将倒台，但“四人帮”权势依旧，他们倒行逆施的活动仍很猖獗。而这次出版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拨乱反正的行动。要不是周总理的大无畏倡导，没有周总理的奋力坚持，是根本不可能扭转当时出版工作的衰败局面的。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和落实会议制定的出版计划，这次会议以后，全国各出版单位很快动作起来，各项出版业务得以恢复和展开。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并校订了译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本和《列宁选集》1—4卷本，在1972年一年内全部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也相继迅速出版。

除了马列著作和其他图书得以大量出版外，中央一级和各地方出版部门的大批编辑出版干部也从“五七”干校陆续调回，出版战线的基本队伍终于没有被打散而保存下来，继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陈伯达扬言要撤销全国所有出版社的狂妄图谋彻底破产。同时为了完成马列著作的编译任务，中央编译局的大批干部也在国务院的过问下，摆脱在江西“五七”干校的繁重体力劳动调回京城，使这个难得的马列著作的编译班子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这些都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我国宣传文化出版事业造福的鲜明例证，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