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之《刘仁静》一书中的第五章“试步理论战线——筹建新的出版阵地”的节选。现文章标题是我们改后新加。作者刘威立为刘仁静的儿子，为人民出版社职工，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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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结束后，新选出的党中央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但党中央一共只有3人，其中陈独秀还远在广州，一时未能返沪就任。人手这么少，开展工作显然有困难。为此不得不作出临时安排，在陈独秀未回上海前，先在各地代表中选3个人留下协助工作。于是决定“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留在上海布置中央工作”。周佛海代理书记，包惠僧协助张国焘搞工运，刘仁静协助李达搞宣传。“党中央在韩德街附近……租了两栋一楼一底的新房子，一栋是代理书记周佛海住，刘仁静也住在这里。一栋是张国焘住(系组织部)，李达住在韩德里(系宣传部)，这3处是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后成立的中央工作部。”就这样，党中央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的航船由此启动。

党中央成立后的重要新举措是：张国焘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达创办人民出版社。刘仁静留上海，主要是协助李达筹办人民出版社。党早在酝酿组建阶段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出版事业，到建党时已大体建成以《新青年》为主体、能出版从通俗工人刊物到大型思想政治刊物的革命出版阵地。但《新青年社》并不能满足广大革命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迫切要求，问题在它有自己的影响和传统，它依靠的作者群虽已分化，有些作者，如胡适，就已和陈独秀分道扬镳，但不可能所有中间或偏左的作者都分化出去，这决定了这个社还不能立即成为专门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事实表明，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共出8本，其中只有一本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陈独秀邀恽代英翻译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其余的多半是那些老作者老关系自己选译的。这些虽非宣传马克思主义却也算宣传新思想的书稿，如李季译蔡元培序的非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史》，陈独秀就很难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这套为传播革命而编的丛书，就成了既宣传马列主义又宣传罗素学说及工团主义之类的大杂烩。事情很清楚，《新青年社》要旧貌换新颜，还需一个过程，要及时集中力量宣传马列主义，就只能下决心依靠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人，建立一个新的出版阵地。

人民出版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世的。针对当时了解马克思主义只能通过报上的小文章，却找不到大部头的中译本阅读的情况，党内产生了必须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重点放到出版重点书籍上去的想法。李汉俊早就以“文化运动中的粮食供应”为题评论道：“去年以来……出版的东西多半还是杂志，专门书籍实在太少，我希望有专门研究。懂外国文字的人，最好能够随时少做高谈的短篇文字，放下工夫，多翻几本书籍，尤以社会科学书籍最要紧，倘若今年内，能有二三十本大部的书籍出版，明年的中国思想界就一定大有可观了。”李达也是顺着这个思路，想把人民出版社办成一个重点出马列理论书的出版社。陈独秀也同意这个设想，他上任后发出的第一个通告就规定：“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民出版社用以下这个文字虽含蓄意思却明白的通告向公众表明自己的建社宗旨：“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的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的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只要把这段话中的新学说新主义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就不难对人民出版社的由来、任务及特点看得一清二楚了。

庞大的出版计划

筹办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搞出一个出版计划，亦即根据以上揭示革命规律以巩固思想信仰加强精神团结的要求，确定必须先译的“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书，并根据党内及国内实际找出这些待译的书并落实译者。由于李达和刘仁静都是书生气质较重而实际经验不足的人，他们只想到赶快把这些重要典籍译介给读者，以为只要能找到原书并把译书任务交给懂这种外文的党员或进步人士，问题就解决了，于是他们拟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

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读或所闻，提出出版四大系列书的计划，其中《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不仅收马列本人的著作，而且收他们的传记，《康民尼斯特丛书》主要收有关俄国革命及共产主义的著作，此外还有些恩格斯、考茨基、倍倍尔等人的重要理论著作则暂列入其他类。他们又根据自己的交往或了解，努力组织党的译者队伍。“当时除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一个翻译班子外，在上海也有一个翻译班子。”“其次还有联合广州、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同志(如武汉恽代英同志)翻译的。”刘仁静由于较熟悉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自然可以为把北大这支力量纳入党的上述出版计划出力，他后来回忆：“在1920年(按应为1921年)时，我们有个计划，要翻译一些书，我们认为罗章龙的德文好，就把托洛茨基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交给他翻译，他没有接受(应为他未完成)。”

经过李达和刘仁静的一番努力，也许再加上陈独秀和李汉俊的帮助，制定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计划在1922年内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包括王仁编《马克思传》、袁湘译《工钱劳动与资本》、李定译《价值、价格与利润》及《哥达纲领批评》、陈佛突译《共产党宣言》、孔剑明译《法兰西内乱》、李漱石译《资本论》及《经济学批评》和《革命反革命》、刘英译《剩余价直论》、吴智译《自由贸易论》、钱润译《神圣家族》、黄式遵译《哲学之贫乏》、胡琰译《犹太人问题》、张玖思译《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又计划出版《列宁全书》14种，包括张亮译《列宁传》、康明烈译《国家与革命》、李立译《劳农会之建设》、张空明译《无产阶级革命》及《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成则人译《现在的重要工作》及《劳农专政与宪法会议选举》和《讨论进行计划书》、孔剑明译《写给美国工人的一封信》及《第二国际的崩坏》和《列宁文集》、李墨耕译《劳动政府之效果与困难》、罗慕敢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末局》、王崇译《共产党星期六》。还计划出版《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包括布哈林著《共产党计划》(张空明译)及《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彭成译)和《共产主义入门》(罗雄译)、鲍尔著《共产主义》(张松严译)及《创造的革命》(李又新译)、柯祖基著《到权力之路》(孔剑明译)、托洛茨基著《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罗慕敢译)以及俄共及国际的文献《俄国共产党党纲》(张西望译)、《世界革命计划》(胡友仁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国际劳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李墨耕译)。此外，还准备出版其他重要著作9种，包括布丹著《马克思学说理论体系》(李立译)、恩格斯著《空想与科学的社会主义》(陈佛突译)、柯祖基著《伦理与唯物史观》(张世福译)、阿布列特著《简易经济学》(张空明译)、波斯格特著《多数党的理论》(康明烈译)、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纪实》(周诠译)及《多数党与世界和平》(周诠译)、温特曼著《马克思经济学》(杨寿译)、伯伯尔著《家庭之起源》(张空明译)。

这个洋洋大观的出版计划，尽管是少数人匆忙搞出来的，却很好照射出一个年幼的党的活生生形象，值得一读。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工作方面提出的正式要求，这计划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和一批年轻共产主义者渴望武装思想的心态。衡量这种新生党第一次试着提出的要求，重要的不是看它是否实际、能否完成，而是看它是否具有刚出世的锐气和开创历史的气魄。可以看到，急于用马列主义武装全党的中央一成立，就提出只用七八个月时间出有关书籍20种以上，要求已经过高，而恨不得立即完成介绍马列主义任务的人民出版社，更把这高指标主动进一步提高为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出书49种。李达和刘仁静在极短时间内在提出设想、确定选题、联系译者与印刷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热情可贵、勇气可嘉。这个初生之犊在完成党交予的任务时表现的无畏与自觉，恰与新生的党在明确历史任务时流露的豪情与胆略相辉映。

当然，作为实践中必须完成的出版指标，应当承认这计划超越了当时的实际需要与可能。从选题看，书目中除有针对性的革命经验和基本理论外，还有一些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类只对研究马克思自己思想发展有意义的书也列入首批出书计划，很能说明当时两位策划人贪大求全的心理。很可能他们选题时尽管主要汇集自己已知的并能确认对当前斗争有益的书，但对一些经常提到或偶然见到的名著，也不忍割爱，就不管读过没有，是否急需，先列入计划再说。再从数量看，多达49种的出版计划是个很大的工程，需要动员一大批译者，而多用笔名因而名不见经传的党内译者，无论是已有译书经验的陈望道、李汉俊，还是译坛新手沈泽民、罗章龙、李梅羹等，都是党赖以开展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如果要求他们在一年时间内完成译书任务，实际上意味着要把当时一共只有五六十人的党的骨干力量集中起来光译书，这显然不合“一大”要求着重开展工人运动的精神。

党内理论队伍状况

何况即使党下决心抽调这么大的力量译书，也不能保证完成任务。关键在党内这些译者大多学习马克思主义时间不长，学习外语时间也不长，他们翻译一般还停在既攻理论又攻文字的集体边学边译阶段，实际上是通过译书来学习。“译书的目的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思想武装改造中国。”罗章龙曾回忆他们通过集体讨论译《共产党宣言》的情况，还提到他们甚至动手译《资本论》的情况说：“我们都觉得翻译这本书很难，啃不动，我们便请德文老师给我们讲解，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最后我们还是把它译出来了。”不用说，这种译稿只是习作，很难达到出版水平。

由此看来，党内大多数译者的实际水平，仅能保证他们摘译片断经典，要译整部著作，最多只能勉力译出政治历史类著作，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等艰深理论专著是无力胜任的。茅盾兄弟曾接受翻译列宁著作的任务。列宁的《论策略书》是论述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诸问题的名著，很受以为中国也面临同样形势的中国革命者注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名著，同样很吸引一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两本书都列入人民出版社拟出的《列宁全书》首批书目，前一本政治名著由沈泽民译，他虽将书名直译为费解的《讨论进行计划书》，但毕竟将全书译完出版(署名成则人)。后一本理论巨著由沈雁冰译，他勉力译了一章后就“知难而退”了。沈氏兄弟在此表现的实际水平，注解了当年党内理论队伍的一般水平。

刘仁静也接受了翻译《国家与革命》的任务，也未能超出上述水平。他与沈雁冰不同之处只在他更有理论兴趣、更自信，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书赶译出来。“一大”结束于1921年7月底，陈独秀返沪后正式抓工作在10月间，刘仁静和包惠僧等都于10月中离沪。他留沪协助工作的头两个多月时间(不算他后来又返沪一个月)中，还和高君宇一起去游过一次杭州，并在西湖巧遇毛泽东，回来后又协办人民出版社，剩下翻译《国家与革命》时间屈指可数，而他居然在这么少的时间内把这本书译出来，译稿的质量可想而知。幸而那时出书还设审稿一关，由陈独秀把关。刘仁静的译稿陈独秀说看不懂，没有拿去出版。由此可明白人民出版社一开始就通告《国家与革命》“在印刷中”，却迟迟印不出来的缘故。

附带说一句，后来《国家与革命》虽经重译出版，但整个出版计划只完成了15种就再也无力进行下去，正好党的“二大”后李达下台，新选进领导班子的都是更急进更年轻的人，其中没有一个热心于继续按部就班进行理论准备的。他们认定党必须全力投入现实斗争中去求生存求发展，党的宣传工作重心必须由一般理论宣传转向宣传现实斗争，所以他们干脆停办人民出版社，把力量集中用于创办党的喉舌以指导革命。负责宣传的蔡和森用主要精力去办《向导》周报，一如他的前任办人民出版社一样。当时的形势是：党的“二大”解决了中国革命需分两步走的大问题，弥补了“一大”的不足，完成了“边学边干”的建党过程。既然党面对的任务已经是如何在已确认的革命第一阶段开辟前进的道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主张先学后干的“学究派”的影响，即使在党的宣传工作中也最终消失，就是合乎规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