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因此也是《新华月报》的同龄人。人的一生没几个27年，而我偏偏与《新华月报》这份刊物结缘27年，存有一份永远的情结。1982年9月，我这个从上海到江西插队的知青，从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又被社里分到《新华月报》杂志当编辑。当时我不太愿意去，理由是有点“学非所用”，但最终还是在领导说服下去报了到。
我乍到《新华月报》，对它很陌生。《新华月报》在“文革”期间停刊4年。复刊后，因形势发展很快，需载录的时政文献和有价值的学术文章日益增多。于是在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先生的主持下，《新华月报》于1979年分别出版了文献版和文摘版。我到《新华月报》时，《新华月报（文摘版）》已于两年前改为独立的《新华文摘》杂志，因而此时的月报实际上成了一份纯文献的、记录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政治性综合月刊。刊物内容基本沿续了以往“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际”大框架进行编选，素材大多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级报刊，是属于转载文摘性的。唯独每月“国内外大事记”的内容是由编辑人员依据权威报刊自己撰写的，每期一万六千字左右，记录的是当月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各种要事，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时政大事提供信息和线索。我一到月报，第一份工作就是记“大事记”。当时编辑部负责人郑曼同志（臧克家先生夫人）是参与月报创刊的一名资深编辑，已六十多岁。她政治意识敏锐，工作一丝不苟，待人平和友善，文笔简朴流畅。她要我记“大事记”的国际部分，她自己记国内部分，然后她再帮我核改定稿。大事记需记到每月最后一天，因此每到该月底和次月初的那几天晚上，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新编辑都会跟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编辑在办公室加班，修改文稿，核对内容，确保当月大事一条不漏，且做到记述准确、精练。这种状况持续约一年至郑曼同志离休，成为我初上编辑之路时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她是我步入编辑生涯后的第一位老师。前辈编辑的敬业精神和严谨作风，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对于我们这辈人在以后的编辑实践中的沉潜和修炼裨益甚大。
《新华月报》的历史和传统，是当年老编辑对我们进行帮教的重要内容。《新华月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之际，由胡愈之先生创办的。胡愈之先生曾于1937年1月创办过《月报》杂志，这份进步杂志因抗日战争爆发，在出了7期后没再出下去。正是因为胡愈老存有这样一个心结，当时在一些同仁建议下，他决定创办一份新的大型综合性文摘刊物。于是他挂帅筹备，组织了包括胡绳、王子野、杨培新、傅彬然、曹伯韩、楼适夷、艾青、臧克家、王淑明、石少华等在内的阵容很强的编委班子，把刊物定名为“新华月报”，以示此“月报”是新中国所创。他利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机会，请毛泽东主席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1949年11月15日，《新华月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时任国家出版总署首任署长的胡愈之先生亲撰“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明确提出刊物以“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为主要任务。这句话成了《新华月报》的办刊宗旨，前辈办刊人正是围绕这个宗旨给我们传授他们的编辑思想和作风。我辈办刊人正是在践履这个宗旨过程中加深了对这份刊物的理解和情缘，我自己则从这项很平凡的工作中逐步看到了其不平凡的意义。
《新华月报》是全国新华书店成立总店后出版的第一份刊物，也是迄今仍在出版中的我国唯一一份大型政治文献性、综合性月刊。1950年12月，《新华月报》改由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主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报刊品种较少的情况下，它作为一份政治文献资料的综合月刊格外受人关注。党政军领导机关、学校和科研机构、各地图书馆及档案馆和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纷纷订阅，刊物本身也得到领导机关、中央各部门和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我听老同志说，《新华月报》一问世，周恩来总理就给予极大的关心。1951年12月，周总理通过秘书向刊物转达过他对刊物的批评的意见，指出：编得太杂，许多重要文件未登，可有可无的文章登了不少。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介绍说，总理生前办公室的必备书中就有一套完整的《新华月报》，供他查阅；上世纪五十年代总理出访时，还常带着它备查，外交部也专门为我驻外使领馆订了这份杂志。1966年7月，《新华月报》在“文革”中被迫停刊。1969年形势稍有转机，周总理即令筹备《新华月报）复刊，而此时正值人民出版社干部要被下放，周总理下达指示：“《新华月报》不能长期停下去，人民出版社干部要下放，就由新华社接编。”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新华月报》于1970年5月试复刊，7月正式复刊。由新华社编辑（1978年4月交还人民出版社续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总理与《新华月报》的这段故事，我引以为荣，后来常讲给新编辑们听，告诉他们，周总理之所以如此看重《新华月报》，是因为它准确地汇集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忠实记录了新中国人民的历史，我们要以此为鞭策。
我在《新华月报》做编辑的时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其工作手段基本上还是剪刀浆糊加枝节笔，工作过程单调枯燥，五六位编辑挤在人民出版社5楼西头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圈报、剪贴、选材、加工，对所选内容时而研讨，有时也会争论，但大部分时间大家是在默默地、有序地工作。我们大办公室隔壁小间是范用同志的办公室。范老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敬重的长辈。从他屋里常会飘出一丝咖啡的清香味，有人过此也会被热情邀去品尝。这给当时辛苦忙碌的氛围带来了一份愉悦和轻松。我们的工作看似平淡乏味，实是大家在用心汇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资料和每天的时政要闻，在为要了解和研究新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人们服务。后来，电子技术介入了编辑过程，《新华月报》于2001年出版了年度的电子光盘版，为读者快捷搜查文献资料带来了方便。2006年开始，《新华月报》分为上、下半月刊出版。上半月刊（天下）注重对时政的解读，下半月刊（记录）保持对文献和重大事件记述的完整。不管版面栏目怎么变化，其内容始终紧扣“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来编选。如果把60年来出版的皇皇800多期的《新华月报》陈列在一起，堪为一部很为壮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料汇集，它提供的数量如此巨大而又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也是中国期刊史上所罕有的。每想到此，我心中就泛起一位为《新华月报》付出27年辛勤劳动的编辑人员特有的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我本人在《新华月报》从一名普通编辑做起，到担任刊物的副主编、执行主编、总编辑，直至我在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上主管这份刊物，整整与之结缘27年，其间参与编辑和主编了三百六七十期《新华月报》，用自己的最好年华践行着胡愈老当年提出的“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的使命。这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永远解不开、忘不掉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