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了，与共和国几乎同龄，人民出版社建社也快到60周年了（2010年12月1日）。60—甲子，是应当好好庆祝和纪念。我认为，最好的庆祝和纪念是继承和坚持人民出版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以写了这篇短文谈谈这个问题。
一个党有党风，一个社有社风，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讲了党的三大作风。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所讲的我们党的这种优良的作风，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 ，我们仍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践中加以发扬光大，贯彻落实。
我们人民出版社，从建社的第一天起，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的政治书籍出版社，经过几代出版人的努力，也形成了我们人民出版社的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了五十多年，也可以说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完全可以说是在这种优良的传统和社风和熏陶下、培养下、教育下成长的，现在就说说我的观察和学习的体会，讲得不完整、不准确的，请同志们批评正。
人民出版社优良的传统和社风，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比较突出：
一、对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性和责任感
我们人民出版社，从建社的第一天起，党中央就明确规定要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首要地位。后来，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又反复强调人民出版社要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后来又陆续增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重要战略指导思想，等等。人民出版社是党和国家的政治书籍出版社，完成上述任务是天经地义的第一位的工作。根据我的观察，我社老一代社领导、全体职工，在这一方面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自觉性是很高的。
我们过去经常讲要增强人民出版社意识，要增强政治责任意识，要增强大局意识，首要的一条就在这一方面。坚持这一优良传统，对于今天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同时存在、允许各市地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大大地进步了，我们的人民也开始逐步地富裕了起来，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指导地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增加了新的难度，是我社新一代出版人要着力开创性解决的重大课题。
利益主体越是多元化，越是需要有能够把多元主体吸引和团结、动员起来共同奋斗的共同的价值理想，要用这种共同的价值理想来凝聚人心。在当今的中国，党中央所制定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就是指导全体中国人民新的实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能够团结和指导我国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奋斗的共同的价值理想。这样的价值理想，就是有关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和良性的互动，发挥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强大作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这种创造性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我们人民出版社义不容辞的新任务，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来完成这种新的历史使命。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全党统一的要求，具体到我们出版社来说，就是要全心全意为读者、为作者服务，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
为读者服务，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为读者提供健康有益而且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不容易。过去，我们的老编辑、老出版，对于出书，从选题创意策划到组稿、审稿、加工、整理、发稿，从封面设计、版面设计到校对、印制、发行，可以说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就拿编辑加工和校对来说，《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可以做到不错一字一点，其他图书编校质量绝大多数也是上乘、一流。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严格的工作纪律和制度，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我社的老职工在“认真”二字上是真正下了功夫的，没有这样的硬功夫，过去的业绩是无法取得的。
全心全意为作者服务，我社的许多老编辑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出色的。为作者服务，首要的一条是对作者的书稿负责。对作者的书稿，我社的许多老编辑可以说像对待亲生的儿女一样加以爱护。我社的许多老编辑过去处理书稿，往往不是粗粗地通读一遍，顺手改动几个文字的、技术的差错就算完事，而是要到资料室找来一大堆参考书，不但要审查他有什么新的见解、新的创意，而且要审查有没有抄袭行为；不但要审查政治上、理论上、学术上有没有差错，而且要核对重要的史料、引证和数据；不仅要注意政治导向的正确，学术、思想内容的科学性、准确性，而且要统一、改正文字上、技术上、规格上的不一致和差错。我社过去的许多老编辑全心全意为作者服务，不仅仅表现在对书稿高度负责上，而且有时还为一些老学者、老作者进行生活上的服务，甚至为他购书购物购火车票，逢年过节送温暖。
正是这种全心全意为作者服务的精神，感动了作者，所以我社的不少老编辑获得作者译者的好评和表扬。他们常常是口头表扬，但在我社的档案中也还保存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例如郭沫若、胡乔木、侯外庐、翦伯赞、薛暮桥、胡绳等人的表扬信。当然，现在要完全恢复过去许多老编辑的这种种具体做法，大概不太可能了，但他们的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干一行，爱一行。干编辑出版这一行，你如果不爱这一行，是无论如何也干不好的。编辑出版这一行是个服务性行业，要能安心坐冷板凳，耐得寂寞，有的时候社会地位并不太高，有时还不如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所以有一阵子曾经流行“思校”、“思所”，而我社又有不少能人学者，他们也有能力和水平从事教学和科研，但是我社绝大多数编辑工作者，总是把做好本职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前提下，他们也兼做一些学术方面的科研工作。这种敬业精神也是值得提倡的。
三、团结协作，一门心思干好本职工作的精神
一个单位，如果没有团结协作的工作氛围，互相扯皮，闹无原则纠纷，你整我，我整你，成天不得安宁，是无法从事正常工作的，是建立不起正常的、和谐的工作秩序的。在人民出版社长期工作过的老同志，离退休以后，还常常怀念这种良好的小环境。许多老同志已调离人民出版社，但他们还常常怀念人民出版社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过年过节人民出版社举办什么集体活动，他们都争相回来参与。有一些已调到外地多年的老同志，有机会回到北京，也常常回到社里来看望老同事。这种氛围的形成，这种感情的形成，不是一人之动，也不是一时之动，而是长期潜移默化和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特别宝贵。
由于形成了这样一处氛围，所以人民出版社的许多老同志，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对任何工作即使很艰苦、很困难，只要上级一下达任务，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扑上去，从不讲价钱。那时，也没有奖金一说。当然，不是说现在有奖金有什么不好，人们多劳多得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是说，有奖金固然不坏，但是人们不是斤斤计较报酬，一门心思干好本职工作的精神，特别是那种不扯皮、不推诿、团结协作做好工作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人总是要有点精气神的。
四、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
革命战争那种艰难困苦的年代，我就不说了，就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还长期处于物质生活资料匮乏、供应不足的情况之下，人民的生活还相当艰苦，人民出版社的许多老职工长期拿的是低工资，工资十年八年不调不动，生活、住房、交通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民出版社的老职工长期保持了昂扬向上的工作精神，任劳任怨，从不怨天尤人。
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逐步富裕起来，人民出版社的年轻人赶上了好年代，待遇不断地提高，生活不断地改善和富足，我们为你们高兴，也很羡慕，但我们并不嫉妒，我们许多老同志也都分享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我今天讲这一点，是为了说明，物质丰富了，生活提高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可千万不能丢。现在不少腐败分子，他们所以失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忘掉了、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作风。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富裕了，特别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千万不能忘记还有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很富裕，甚至还相当艰难。我想，艰苦朴素的作风总是不能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什么丑恶腐败的行为都能干得出来。
五、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计个人名利的作风
人民出版社的历届老领导，从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当领导，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干事业。我们那时对这些老社长、老总编，首先不是把他当作什么“长”、什么“老总”、“老板”，而是把他们当作老师。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是因为手中握有很大的行政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有学问、有能力、有实干精神，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一种人格魅力。几十年中，我从未听说过他们为了加官晋爵而跑官要官。就他们的资历和水平，有时下面的同志为他们鸣不平，有人议论人民出版社应申请升格为副部级单位，那时子野同志、彦修同志总是批评这些同志，并且不准再议论这件事，表明了他们的高风亮节。
人民出版社的这种好作风，还有一件小事值得说一说。我社的社领导，从老社长胡绳到叶籁士、曾彦修、王子野、陈翰伯、王益，都没有官行架子，而是一派文人学者的风度，人们从来不用官职“社长”来称呼他们，总是称他们彦修、子野、翰伯，或老叶、老王。人们感到这样很亲切，用官职相称倒感到很生分，很不自然。现在有一种舆论要取消出版社的行政级别，要逐步淡化官本位，我觉得人民出版社的这个老传统、好传统倒是值得提倡的。
我将这些老社长、老领导视作老师，不是客套话，而是有真情实感的。1950年、1951年我在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当青年编辑，当时叶籁士同志还未调到北京来担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而是担任华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为了提高我们的语言文字修养和能力，适应编辑工作的需要，给我们青年编辑开办了语法修辞学培训班，并亲自授课。他授课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同编辑业务的紧密结合，重视基本技能的操作训练，不但给我们作语法修辞学理论上的讲解，而且经常给我们作测试和改错的操作训练。这些试卷中的例句都是他在长期编辑工作中积累的，是很费功夫的，而这些试卷都是他亲自拟定的，可见其认真负责和对培训工作的重视。当时，杨瑾和我，还有一大批青年编辑都是他的学生，在测试中，不是杨瑾得第一名，就是我得第一名。我的语法修辞学和逻辑学知识和操作技能，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后来，1960至1962年，我在越南外文出版社担任中文专家，为越南外文出版社和《越南画报》社的中文译稿作定稿工作，也学习叶老的做法，将越南中文翻译译稿中的病句、病例记录下来，加以归纳整理，然后根据汉语语法修辞学的理论给他们分析讲解。两年中，我编写了十万字的讲稿，每个星期给他们讲解一次，越南中文翻译反映很有帮助和益处。
胡绳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我在中央党校读书时，他还到校来为我们讲过专题课，所以也是我的名副其实的老师。王子野同志是哲学家、美学家，建国初期他还翻译出版过希腊哲学简史，曾彦修同志是理论家、杂文家，陈翰伯同志是理论家，王益同志是逻辑学家，在文化学院开设过逻辑学课程。他们同时又都是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他们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其论著和论文我是很注意阅读和学习的，从中获益良多，所以将他们视作老师也是有真情实感的。
人民出版社的历届老领导，他们信守不唯书，不唯上，而唯实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对上级负责同对人民负责、同对全社职工负责统一起来。工作上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但思想上、工作上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不盲从，而是服从真理、坚持真理。他们是用脑子在工作。这种作风也熏陶和培养了人民出版社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这一点，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表现特别明显。“文革”开始时，许多党员很不理解，所以总是跟不上形势。后来，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越来越猖獗，越来越暴露，所以广大党员多数就根本不想跟了。不但不想跟，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进行了不少抵制。这些老的社领导，有些人在党犯“左”的错误时，虽然也跟着执行了某些“左”的政策，但他们也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有的早在1957年就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和“黑帮”，遭到迫害，所以群众对他们是谅解和同情的。在“四人帮”掀起反复旧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虽然有两个造反派贴了几张大字报，想乘机捞一把，但根本没有几个党员和干部紧跟他们，当时主事的陈翰伯等同志更加自觉地进行抵制，所以这两个造反派非常孤立，后来都灰溜溜地离开了人民出版社。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这些老领导的这种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具有强有力的感人魅力，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作者：薛德震 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