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是我们党的重要任务。早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不久，即同年9月，党中央的宣传部主任李达就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上海创办了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协助下，规划了数十种《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的出书计划，并立即付诸实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出版了近十种马列著作。后因反动当局的阻挠和迫害，加上李达离任，人民出版社在第二年就停办了，以后也没有再恢复。
　　党在大革命时期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也始终没有放弃过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革命理论、出版马列著作的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在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马列学院，并在学院内成立了马列著作编译部，抽调了一些懂外文的同志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机构。不久，党中央又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开始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马列著作。同时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许多进步的翻译家和出版工作者，积极开展了马列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工作，一些进步的出版单位，如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等，不顾敌人的查禁和迫害，出版发行了多种马列著作。
　　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就更加普遍。除国内的译本外，当时苏联的外国文书籍出版社，曾经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中译本传入我国，其中有些书又由我们翻印出版，发行较广，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全国解放前，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从未间断过。但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始终比较零星分散，缺乏系统性，译文质量也存在很多缺点。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问题才得以解决。
　　建国初期，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审定出版了十二本“干部必读”，书名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
　　这十二本“干部必读”大部分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的著作，也都是苏联翻译出版的中译本，反映了党中央当时以俄为师，一切向苏联学习的指导方针。
　　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以后，马列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有了集中统一的规划。一方面把过去的译本（包括解放社版和三联书店版）重新校订后统一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一方面组织翻译新的译本，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的版本也经过原译者校订译文后重新排印出版。
　　1951年至1953年间，除人民出版社外，还有几家出版社也零星出版过一些马列著作。1953年以后马列著作基本上都统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他出版社只是分出一些专题摘编。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列宁论青年》，工人出版社出版过《列宁论工会》等等。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他们的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首先是把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翻译出来。
　　中央编译局的成立，使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也使得卷帙浩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辉煌巨著得以问世。几十年来，人民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局通力合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和新华书店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高质量地完成了所有马列著作的各项编译出版和发行任务。迄今为止，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几乎所有原著都已译成中文出版，有些重要著作还出了不同的译本，为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提供了一座尽可能完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宝库。世界上除前苏联外，我国是出版马列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
　　人民出版社（包括之前用解放社、三联书店和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和重印过大量我国著名译者翻译的马列著作中译本，如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何思敬译的《哲学的贫困》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艾思奇译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博古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张仲实译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柯柏年译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和《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沈志远译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钱亦石译的《德国农民战争》，徐坚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光远译的《自然辩证法》，曹葆华译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刘潇然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等等。这些书后来都改用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后不再印行了，但是译者们为传播马列主义先进理论，为我国的革命解放事业作出的不朽贡献，是不会被遗忘的。
　　人民出版社近60年来共出版各类马列著作（包括全集、选集、专题文集、书信集、合编本、单编本等）500多种。如将各种不同装帧的版本（特装本、线装本、布面精装本、纸面精装本、平装本、精、平装的字典纸本、普及本、16开大字本等）分别计算的话，就不下800种，合计字数达1亿4千多万，印行1亿9千多万册。这是一项何等繁重而巨大的工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从1956年开始出版，到1985年已出齐50卷。这是按照苏联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译的，前39卷是正卷，第40—50卷是补卷。应该说，马恩的全部著作，包括书信集和手稿都已齐全了，当然还有他们的很多笔记、读书札记和有些手稿未收在内。译文也主要是从俄文翻译的，有些重要著作曾根据德文原文校订过，但毕竟不是从马恩的原始著作翻译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编译局根据党中央要求适应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马恩原著，决定编译一部中国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出版《全集》第二版。这个《全集》第二版，以柏林迪茨出版社出版的历史考证版（即MEGA版，又称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基础，并参考德文版和英文版。这个历史考证版收集的马恩著作完全是他们的原始文字，主要是德文，也有英文，还有法文。编译局同志将完全按照马恩的原文翻译，《全集》第二版初步预计编译60卷，这项计划已经付诸实施。十几年来他们调集发动了很多外文人才，包括一些老同志，以惊人的毅力着手这项工作，并已陆续交稿。迄今为止，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22卷，整个全集预定在2020年左右完成。
　　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最早是重印苏联出版的唯真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央编译局编译的第一版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1966年6月出版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没有好好发行就压下来了。1971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指示要重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两部选集，立即出版。中央编译局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72年将编校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因1966年的版本基本没有发行，故这部《选集》就作为第一版第二次印刷。另外，中央编译局在《选集》编完后最后送交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张春桥审定时，张竟要他们将恩格斯1895年逝世前写成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删去，说什么“恩格斯老糊涂了，成了议会迷，这篇文章不能收入选集”。结果当然不得不被无理删去。这是“文革”期间才会发生的荒唐事。
　　1995年在纪念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局又重编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的第二版，也就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版本。新世纪开始后，中央编译局又根据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规划的新要求，着手编辑了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这也可说是选集的最新版，在2009年出版，作为建国六十周年的献礼。
　　十卷本的《文集》比四卷本的《选集》增收了一、二、三卷《资本论》和《资本论》手稿，以及《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重要著作，译文也经过重新校订，当然比《选集》更加完备。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中央编译局是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的。这一版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编辑的，不太完善，很多文章都未收入。原来出版了三十五卷，苏共二十大以后又补出了五卷，第36卷就收有列宁批评斯大林粗暴，不能胜任总书记职务的“遗嘱”，第37卷是列宁的家书，最后三卷是三部笔记，即哲学笔记、帝国主义笔记和土地问题笔记。
　　中文版1955年开始出第一卷，1956年和1957年出了六卷，1958年全国大跃进，《列宁全集》也加快了出版进度，这一年出了九卷。1959年年初，经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和新华印刷厂三家商定，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决定把苏联已经出版的三十八卷全集（第39和40两卷尚未出版）在国庆节前全部出齐。也就是说，要在1959年9月底以前，即十个月内把尚未出版的二十二卷《列宁全集》统通翻译出版，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设想。因为无论是翻译还是排印装订，工作量之浩大艰巨是难以想像的。但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大家就决心这样干了！当时中央编译局集中了一百多位同志日夜奋战，能翻译的都来翻译，能定稿的都来定稿。不懂俄文的就通读中文做文字润饰工作，做卡片资料工作的同志，则日夜核对名词和引文，统一规格和用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是日夜不息地劳作，特别是担负校对工作的同志，任务极其繁重。一般图书三校即可，为了保证《列宁全集》不出文字差错，各卷（每卷35万到40万字）都至少进行了四校。这年的七八月间，有十五卷齐头并进，这是最为紧张的时期。新华印刷厂设立了专门的排字车间，在印刷过程中，增设了多种检查制度，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生产程序，以保证印制质量。三家紧密合作，终于到国庆十周年时，二十二卷《列宁全集》全部问世，出齐了三十八卷，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这样的速度，粗疏当然是难免的，不过总算没有发生大的差错，只是译文在后来出版单行本和选集时，都需要经过重新校订。这一版的最后一卷第39卷（列宁的帝国主义笔记）是1963年出版的，第40卷土地问题笔记因感到现实意义不大，没有翻译，所以这第一版的《列宁全集》就出到第39卷为止。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是根据1982年5月26日党中央的决定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它和第一版完全不同，是由我国自行设计编辑的最完备的《列宁全集》，共60卷。第二版以苏联的俄文第五版《列宁全集》（共55卷）为基础，又增收了未收入五版的《列宁文稿》俄文版的部分文献编辑而成。译文都根据新版的原文仔细校订过。各卷由我们自己编写前言，介绍本卷的写作背景和基本内容，诠释比第一版增加一倍多。
　　这60卷新版共约2500万字，第1—43卷为著作卷，第44—53卷为书信卷，第54—60卷为笔记卷。《列宁全集》60卷新版从1984年开始出版，1990年出齐。
　　这部我国自行编辑、文献丰富、译文更为准确、资料齐备的《列宁全集》的问世，表明我国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将为我国人民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提供可靠的依据。
　　列宁的中文第一版四卷本选集，是1960年中央编译局编成的。当时中苏两党正产生严重分歧，苏联政府片面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主席决定公开批判国际上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1960年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们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批修文章。《列宁选集》中文版也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编辑出版的。这一年还同时编辑出版了六本列宁的专题文集，它们是：《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论反对修正主义》、《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论战争与和平》、《论民族解放运动》。
　　《列宁选集》1—4卷的第二版，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中央编译局重编并校订译文后，在1972年和新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同时出版的。第三版也是在1995年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同时编辑出版。
　　列宁的各种专题文集出版最多，2005年中央编译局又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最新指示，决定编辑一套五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各卷的书名是：第一卷《论马克思主义》，第二卷《论无产阶级政党》，第三卷《论社会主义》，第四卷《论资本主义》，第五卷《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也将于2009年全部出齐，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
　　《斯大林全集》苏联一共只出了13卷，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批判了斯大林以后，就把他冷落了。13卷的写作时间截止到1934年。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1953年中央编译局刚成立时，作为重要任务首先翻译的。当第一卷译稿发到人民出版社时，全社上下如像1951年接受出版第一卷《毛泽东选集》一样，当作出版社的头等大事，不敢有丝毫懈怠，编校工作、封面设计都是精心安排。为了使译文更臻完善，还特地请了出版总署的副署长、语文专家叶圣陶老先生亲自润色。而斯大林也正是在这一年逝世的。13卷在1958年全部出齐，到1962年，中央编译局将斯大林从1934年到1952年的著作编译成一本《斯大林文选》，作为《斯大林全集》的补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当作内部资料，不公开发行。
　　《斯大林选集》上下两卷，是1979年新编出版的。1985年中央编译局又将原来内部出版的《斯大林文选》改名为《斯大林文集》，交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上世纪80年代根据中央决定，还编译出版过四卷《马列著作选读》，曾大量发行。书名是：《马列著作选读 哲学》、《马列著作选读 科学社会主义》、《马列著作选读 政治经济学》、《马列著作选读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
　　完成以上这一浩瀚壮丽的出版工程，是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诸多同志共同作出的贡献。就人民出版社来说，不论是编辑部门的审读整理发稿和美术部门的装帧设计，到出版部门的版式设计、付排、校对，以及纸张材料的供应，一直到印制完成，发行前的成品检查，每一个环节和工序都是经过精心细致的安排，全力以赴。一般书籍三校即可付印，马列著作往往要经过四校，甚至更多，并由熟练的老校对把关，纸张材料是特备的，印刷过程都派专人下厂督促检查，自始至终保证质量，不出差错。
　　马列著作出版的工程是宏伟的，完成这一宏伟工程是我国宣传、编译、出版战线同志们的骄傲。但最后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过去我们一直把马列著作称作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经典作家，这当然来源于苏联。既然是经典，那它就是神圣的、永远正确的真理，也是不可更改的教义。但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经典”论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在向前发展，时代在不断进步和变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马列著作既不是永恒的真理，也不是教条，学习马列著作必须结合实际与时俱进，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